[主持人]:谢谢王野，您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药监人的平凡与伟大。下面请问刘恒，您曾经参与破获过很多的重大案件，也捣毁过很多假药的窝点，我想知道，在您抓获犯罪分子的过程中，有哪些令你难忘的故事，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14:53]

[刘恒]:我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经常有人问我，案子办完了，会不会很开心？有没有成就感？说实话，很少。因为我作为一个药检的执法者，只要有一粒假药流进了社会，都会让我很紧张，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开心。[14:53]

[刘恒]:其实案子办完以后，在这过程中的那些甜酸苦辣就淡了，沉淀下来的更多的是我对药检稽查这份职业的一些感悟。最深的应该说是在2001年，我们局办理“11.20”特大制售假药案，那个案子是我第一次没有在一线，也是我第一次在指挥部参与这种大型的案件最后抓捕工作的一个组织协调工作。当天，全北京药检系统大概一千多人、几百辆车、七八十个窝点同时动手抓人，那种信息量是特别大，窝点来的、指挥部发出的、一千多人加上公安，抓捕的信息、窝点的情况、现场物品的清点、药品的抽检、车辆的保证、器材的保证、人员调配，包括和公安那边的协调，还有信息上报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工作，都是我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也就是这一次，让我对集体这个概念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之前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小手指，而我的战友是其他手指，我们攥成了拳头，打向哪呢？只有在中枢、指挥部发出正确指令以后，我们才能稳、准、狠地打掉那些制假、造假的窝点，所以，今天我也要说，今天这份荣誉是属于整个北京药监的。谢谢。[14:57]

[主持人]:向刘恒表示敬意。下面请问孙东东教授。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太软弱了，没有足够的震慑力，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了，您怎样看这个问题？[14:57]

[孙东东]:这个有一定的因素在里面，我觉得不是主要的。国家有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国家目前现行法律当中，真正不折不扣执行的，包括有些法律当中部分执行的大概只有30%，70%没有认真执行。行政立法当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执法的难度比较大，处罚的力度比较弱一些，这个确实存在，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特别是食品药品监督这一块，更重要的问题现在实际上是四个方面：一个是监督体制上有些问题，没有完全理顺。因为地方的监督机构是归地方政府管，它又是一个二级部门，政府给他发着工资，他想去监督其他企业，可能比较困难一些，有些利益关系在里面。这是一个监督的体制的理顺的问题。[14:57]

[孙东东]:第二个就是利益集团，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只顾GDP，忽视了民生，包括今年的毒胶囊事件，有些地方政府在里面支持，做一些工作。[14:58]

[孙东东]:第三个原因就是生产企业太多。这个问题确实也比较难解决，我们国家人口多。比如药厂，我们现在掌握的是全国生产成品药的有四千多个，再加上原料药大概有六千多个，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但是，产量、总额度大概只占世界的5%，这个是比较小的。就出现一个恶性竞争，这些原因就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国家应该采取措施，比如通过一些严格的准入，合并一些，以质量作为根本，来作为一个调节杠杆，而不是地方GDP作为调节杠杆。[14:58]

[孙东东]:第四个原因是定价的合理问题，我们还以药品为例，现在药品老百姓都觉得看病难、看病贵，其实难在三甲医院，贵在买药，一个药从出厂卖到患者手里，平均都涨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真正药厂拿到大概10%到13%，医院拿到大概10%到15%的样子，中间部分太多，药商太多，层层批发，但是地方政府有好处，我批一次征一次税。所以，像这方面就促使了恶性竞争，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一味地压厂家，压厂家，厂家最后就会偷工减料。比如毒胶囊这个问题，一个好胶囊一分，一个毒胶囊二厘五，它一下几亿个毒胶囊出来，他干吗不去买便宜毒胶囊去，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要通盘解决。希望国家能够在国家层面，宏观上把这些有关部门协调起来来做，包括食品，食品为什么监督难？涉及部门太多，我记得当初在修改食品卫生法，后来变为食品安全法的时候，就谈过，一个馒头大概涉及了十六七个部委都在管，但是最后到了关键时刻都不管了，都推给卫生部门，卫生部门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去管这么多部门，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整个一个体制的协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立法问题。[14:59]